近十年来荀子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共发表论文1061篇，其中包括期刊论文922篇，重要会议论文27篇，硕士论文111篇，博士论文14篇；学术专著5部，其中包括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完全突破和超越了唯物唯心的局限，有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环境生态学等多角度对荀子思想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有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的，初步理清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以及与战国学术的关系；有的在考证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丰富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着在一些问题，如跨学科研究中中西比较的简单化等。为了便于学术研究的继续深入，有必要对近十年来的荀子研究本身进行研究，发现和解决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笔者拟对荀子研究中的这三个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予以分别说明。
一、专题性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跨学科专题性研究，很大程度上都采取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也有从荀子思想的本身内在理路上进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荀子礼学、人性论等三个方面：
1 荀子礼学思想历来都是荀子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研究前人已经建树很多，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一味因袭前人，出现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代表性成就，发前人所未发，将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
首先，学者紧扣时代主题，探讨荀子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刘岸挺认为荀子的礼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叛逆色彩，对于传统是一次带有革命性的质的飞跃，他强调‘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鲜明反对世卿世禄制，主张以德才为定分标准，并勇敢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民主性思想。”(刘岸挺《“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这方面以储昭华的专著《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为优，作者认为在面对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实现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融合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沿着盂王理路所展开的探索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从“内圣”开出人权和制度化的“外王”。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民主政道的深入认识，作者转而选择荀子思想加以挖掘，揭示了儒家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另一层面的内涵和内在趋向，破除既有的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狭隘理解，丰富儒家文化概念的涵义；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解释，重新探求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对话与融通的新的途径。
其次，从多个视角对礼进行新的理解和解读。张奇伟全面勾勒礼的理论内涵，他认为“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之根本，以天人同理主据天地自然而证礼，是为礼学之本体根源论；荀子言欲求天然，由养欲节求、欲物相长而论礼之缘起，将礼以人文之原则、文饰之技巧溶情感于理智、汇政治理性人民俗仪式，是为札学之人本文化论；荀子由群论分，以礼明分使群，自异求同，从别索齐，隆礼至法，引法人礼，将制礼者、释礼者、执礼者归结于圣主君王，是为礼学之社会政治论。”(张奇伟《荀子礼学简论》，《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也有从教育内涵角度来探讨荀子的“礼”的思想，张静互认为“在荀子看来，礼在本质上将教育作为其前提，礼教就是包括执礼、知礼和行礼的一种礼的内化过程。”(张静互：《从荀子礼论看“礼教”的三个层次——试论“执礼”、“知礼”和“行礼”的教育内涵》)高建青认为荀子的礼的本质就是法，他以为“荀子之礼已突破了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实质上成了“法”的另一种指称。……就是一种社会法度、规范、秩序，是一种社会个体必须普遍遵守的、具有强制命令性的行为规则。”(高建青：《“礼”“法”之间：荀子的“礼”性思考》，《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
2 人性论的研究也是荀子研究的一个热点。
首先，从人性论本身讲，学者们不再将荀子人性论思想仅仅等同于“性恶论”。周炽成从荀子思想的整体性进行探索，认为“逆性的思想主要表现于《性恶》一篇。但是……在《性恶》以外的诸篇中，荀子有明显的顺性思想，从而意味着性不恶。……还试图从几种路子来解释荀子人性论逆性与顺性的紧张。”(周炽成《逆性与顺性——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紧张》，《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另外路德斌认为，“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怨。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则——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路德斌《荀子“性恶”论原义》，《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其次，有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对荀子性恶论进行解释的，主要是与霍布斯和黑格尔进行比较，如黄芸认为“荀子与霍布斯都是从人性恶的前提出发，基于建立秩序和结束争战的道德关怀，前走向带有君主专制气息的制度构想。但是相对于霍布斯‘欲望一自然法一主权者’的结构，荀子的逻辑则是‘欲求一圣王一礼义’。这种逻辑扭曲，给荀子的学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黄芸《从“性恶”到“先芏制礼义”——一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兼与霍布斯比较》，《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4期)吾淳认为荀子和黑格尔在人性论上有共同点(吾淳《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
最后，也有从其他学科角度对人性论的解读，如管理学角度，陈德述认为“荀子把儒、法两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对我国古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德述《论荀子“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法律思想角度，郭成伟、姜登峰认为“他以性恶论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思想。荀子的性恶论指出了人欲有趋恶的可能和人性需用礼、法改造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他运用‘性恶论’这一理论平台，创造性地提出‘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思想”(郭成伟、姜登峰《荀子“性恶”法律思想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 多角度解读荀子思想。
受时代主题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角度解读和挖掘荀子思想的文章，涉及的学科门类较广。如许昌文从生态伦理学角度对荀子思想进行解释，认为“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天行有常’的生态认识论；‘制天命而用之’、‘天人相参’和‘强本节用’的生态实践观与节用观以及‘谨其时禁’和取物以时的生态责任观三个方面”(徐昌文《荀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其他的如张波从人本经济学角度对荀子思想进行解读，认为“儒家为了解决经济学上的稀缺问题，采用了与现代经济学不同的人本主义路径，并由此产生了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人本经济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颇具自由主义风范的“国退民进”思想(张波《人本主义、国家秩序与经济增长——试论孔子、孟子、荀子经济思想中的“人本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二、学术史研究
首先，对出土文献的利用。由于出土材料的整理出版，现在已经出现了利用出土文献对荀子学术渊源进行研究的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应该是荀子研究的一个趋势。颜炳罡认为，“《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本始材朴之性；从性的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等来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性’与‘积善’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可能是荀子情性哲学的直接源头。荀子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性自命出》很可能是子弓即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其次，在学术史中重新对荀子思想进行定位。有从儒家学术史的角度来探析荀子思想在整个儒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路德斌认为，“荀子哲学作为一个经验论的形态，为儒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范式。就儒学而言，荀学经验论所带来的并不是对‘道’的离弃和背叛，而是学问进路与方法的创新。从‘道统’的角度说，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梁涛主要探讨了荀子与《中庸》的关系，他认为：“今本《中庸》原为《中庸》、《诚明》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部分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荀子主要接受了《中庸》的思想，而对《诚明》进行了改造。荀子对《中庸》、《诚明》两个部分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相互影响、借鉴、改造的复杂关系。”(梁涛《荀子与<中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也有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明荀子思想矛盾的历史必然性，吴增辉认为：“荀子上承孔孟，下启韩非，处于儒道向儒术演化的过渡地位，这内在决定了荀子的理论困境，主要涉及礼与仁、专制与仁政、王道与霸道三对范畴间的矛盾。荀子既强调礼，又依托于仁；既主张加强君主权威，又倡导平政爱民；既承认霸道的现实性，又属意于王道的理想性，其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儒道与儒术对荀子的背向牵扯既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也表现了荀子探索儒学出路的可贵理论勇气及儒道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试论<荀子>的理论困境》，《孔子研究)2006年第6期)
最后，探讨荀子思想和战国思潮之间的关系，并与庄子学术进行比较。强中华认为，“在视‘性’为与生俱来之属性或顺‘性’而动之无意识活动方面。荀子吸收了庄子的思想。庄子笔下，‘伪’多为虚伪、诈伪之义，代表负面伦理价值，仅有两处表人为的意思，不具任何伦理色彩。受庄子的启发，荀子用‘伪’表示人为，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庄子极力赞赏合‘性’之举，认为‘伪’相对‘性’而言，已为失，因此‘失性’的‘伪’行理应受到批判；而荀子则认为，‘性’具有趋恶的倾向，是不可靠的，人类必须以‘伪’化‘性’”(强中华《反者道之动：荀子“化性起伪”对庄子“性”与“伪”的因革》，《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陈红兵“从天人关系理论、心性论、理想人格理论三方面比较了庄子与荀子的主体性思想，认为庄子的主体性思想注重人的内在本性和心灵的独立和自由，荀子的主体性思想则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治理天下的实践，由此在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与特征”(陈红兵《庄子、荀子主体性思想比较》，《管子学刊》2004年第4期)。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荣庆的博士论文《荀子与战国学术思潮》从荀子和战国诸子的复杂关系入手，探讨了荀子对战国各种学术思潮的回应，揭示了荀子对百家思想的吸收和发展，再现了荀子综合百家思想的具体形成的过程。它集中讨论了荀子思想形成历史背景，荀子思想与孔孟老庄墨以及子思、子夏、邓析、惠施、告子、陈仲、它嚣、魏牟等的学术关系，梳理了荀子和战国主要思想家的关系。作者认为：“长久的积累、多样的因素造成了战国学术的繁荣，荀子以开放的学术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的努力使他成为战国学术的集大成者，是战国学术走向兼融会通的典范之一。”
三、考证校勘注释
这一时期在考证校勘注释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但是数量上较少。注释方面继20世纪90年代张觉《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之后，王天海的《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是近五十年来荀子注释的集大成者。考证方面继高正的《(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之后，有龙宇纯的《荀卿子记余》(有校释文一百七十条)，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有校释文二百五十条)，通过摘录荀子原书的字句，合校勘、音读、释义为一体，对前人校释进行补充、订正，或纠误，或出新说，都为进一步整理、校释和研究《荀子》提供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