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语”选注
专述宣传的书籍，亦有专用术语体现此行特色，或可称为“宣传语”。如今以宣传为业者甚多，上下左右，已成庞大网络，理当建立宣传学，宣传语即为宣传学之重要元素。然非此行中人，难以尽知宣传语之丰富内涵与深厚底蕴，极需相关辞书予以注释。
现不揣冒昧，选注若干，藉以抛砖引玉。
不良信息
“百科名片”称：信息论“常常把消息中有意义的内容称为信息”。例如，“一叶知秋”这个成语中，就有消息与信息——树叶落了，这是消息；秋天到了，就是此消息中的“有意义的内容”即其透露的信息。
消息是客观的，消息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内容”也应当是客观的。消息报告的事情有好坏之分，故有好消息或坏消息的说法。台风来了，地震来了，这种事情当然不好，但报告这种事情的消息及其承栽的信息，没有良与不良之分。
宣传却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一行。于是，依照“好消息”与“坏消息”之先例，信息即消息中承载的“有意义的内容”一分为二，有“不良意义”的内容即“不良信息”，也就作为宣传语应运而生。
按信息论所谓之信息推论，宣传语把消息中有“不良意义”的内容称为“不良信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不良信息”就是不利于当地官员的形象、政绩与升迁的信息。
封堵删
作为宣传语，这个词汇由意义相近的三字组成。封：与开字相对而言，意即隔绝。以封字组词，可有封闭、封杀、封口、封锁；堵：与疏字相对而言，意即阻塞。以堵字组词，可有堵塞、堵截、堵击、堵嘴；删：与增字相对而言，意即削除。以删字组词，可有删除、删改、删节、删刈。这些字眼都很有力度。叠加在一起。足见行为主体绝不心慈手软之姿态。
封堵删的对象就是“不良信息”。在传统媒体时代，一般不必如此繁杂，只需一个“封”字即可了结。用一位新闻官的话说：刚刚发生的事，我不报道，它就不是新闻。在网络媒体时代，光有这一招就不行了：你不报道，别人还要报道呢！
封堵删三字的字义相近，却也有别。细察之，便见层层递进：封不了的，就堵；堵不了的，就删。如此这般，肃杀之气毕现，极易引起人们联想到当年的“围追堵截”。
采访线工程
按照几何学的常识，两点成一线，这是直线。多几个点呢，也可以是曲线。
采访线就是由点连结而成的。这些点，是有关地方的有关部门希望记者去采访的点，也是当地的重点与亮点，就像盆景一样，打扮过的，通体光彩夺目。
这是只见“优良信息”的采访线：阳光明媚，红旗招展，莺歌燕舞，锣鼓喧天；这是绕开“不良信息”的采访线——在这条采访线上，没有脏乱差，没有黑砖窑，没有群体性事件。至少，走马看花并有人热心陪同的采访者无缘碰到这种“不良信息”。
采访线而称之为工程，足见宣传部门投入之多，不但尽心，而且尽力。
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
既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不可能只有“少数”——“群众”的“多数”都明白了“真相”，难免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群众”的“少数”还能被蒙在鼓里？然而，这句宣传语的高明也正在于此。倘若“不明真相的群众”竟是多数，搞宣传的都干什么去了？
“真相”都是多侧面的，不会只有“优良信息”，没有“不良信息”。既有“群众”之“不明真相”，不论是“少数”还是“多数”，都得追究“不明真相”之原由，追究谁该为“群众”之“不明真相”承担责任：你把“不良信息”统统封了堵了删了，只让“群众”接受通过“采访线”得到的“优良信息”，此“信息”的“良”与“不良”，又都以当地官员的利害与好恶来区分，你叫“群众”如何明白“真相”？然而，此“真相”非彼“真相”。把握了这一点，方知这句宣传语原也妙不可言。
有人建议相关编辑对此类“宣传语”予以删改，闻之哑然失笑。大凡此类书籍，岂是“有关编辑”便可轻易删改的？况且，删了改了，失却了当今宣传之原生态也未免可惜。对于后人，这可是一种藉以窥见真相的信息。
从“花瓶”到“宠物”
在傅国涌先生的《知识分子群体高度分化》（原载《同舟共进》杂志）一文中，看到“知识分子的宠物化”这个词组，觉得有些新意，细看全文才知所说的“宠物化”应该称之为“动物化”。文章只是说了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作者援引了哈维尔的话：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
傅国涌将知识分子分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然而，在他列举的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哪些属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些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大说得清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至于作者所说的“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因为实现了某种角色转换，是不再把他们当做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倒不是说他们不再“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他们既然掌握了可以造福人民也可以祸害人民的某种权力，实施对这种权力的监督制约，也就成了知识分子对于人类的一种相当重要的“道义责任”。
民间曾有过一个流传很广且略带贬意的称谓，叫做“花瓶”。谁都知道。花瓶是用来插花的，摆在那里很好看。可以用来装饰门面。也可以用来点缀喜庆的气氛。但花瓶没有自己的耳目，没有自己的嘴巴，没有自己的手脚，更没有自己的大脑，只能任人摆布，发挥不了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称某些被明确赋予参政议政和权力监督责任的知识界人士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当然，这个词汇讽刺的不仅是那些“花瓶”，他们只是因为有前车之鉴而变得安分守己以求自保而已，“花瓶”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其实还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有这种“花瓶”在前。对于“宠物”，我就有些先入为主的理解。“宠物”与“花瓶”是有联系的。换言之，“宠物”由“花瓶”发展而来。“花瓶”之为“花瓶”，至少有一条是为“宠物”所继承了的，就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一言九鼎的人，不会碍手碍脚，倒是赏心悦目，所以能在那种场合摆下去。“宠物”与“花瓶”又大为不同，最主要的一条，是“宠物”富有主观能动性，这恰恰是“花瓶”所没有的——“宠物”能向主人摇尾巴，“花瓶”不会：“宠物”能朝着主人“汪汪”（或“咪咪”）地叫，“花瓶”也不会；“宠物”会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甚至还会与主人一起上床，“花瓶”更不会。如此这般。“宠物”较之于“花瓶”，也就平添了诸多功利性，“宠物”所图的不仅是明哲保身，它们以获取权势人物的宠幸为最大的荣耀。邀宠唯恐不及，谈何谏诤与监督？“人类的道义责任”早被抛至九天云外去了。
包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在内，任何动物，首先都有物质的需要。首先都“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无可厚非的。
“宠物”之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以自力而是以“邀宠”来满足这种物质的需要，支撑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它们的吃穿住行以及游乐、医疗等等，也就为别的动物望尘莫及。“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炫耀”和“显摆”的不只是房子、车子等“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表现在级别与头衔等等所承载的政治待遇。因此。他们也就格外关注政坛明星与政坛格局的哪怕是相当微妙的变化，并非就像哈维尔所说的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
在中国的官场之中，历来就有谏臣与弄臣。谏臣大概类似于“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弄臣恐怕就类似于“宠物化”的知识分子。当然，这都只是“类似”，不能画等号。而且谏臣与弄臣之间，也无绝对的界线。权势者们总是不大喜欢有人对他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连好为王者之师的孔夫子在活着的时候也只能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然而，这毕竟都是既往的历史。21世纪的人们普遍以政治文明与政治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和“宠物化”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之对比以及彼此之间的消长，也就成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成效之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花瓶”而进位“宠物”，便不是什么好兆头。
孟子的“时评”
时评这个称谓的出现，似乎是现当代的事。说“孟子的时评”或许有些离谱，他毕竟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了。读读《孟子》，却不得不承认，他简直就是一个时评家，他评说的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时政，却又很容易使人有时空的错位。谓予不信，不妨看看他的诤言谠论。
关于“罪岁”。
孟子说的是“王无罪岁”，也就是不要怪罪于年岁。他是这样说的：“（荒年暴月）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和把人杀了，却说‘与我无关，是武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这番话是对梁惠王说的，其实就是对梁惠王的批评。
经历过困难时期，听惯了“天灾”之说的人们，重温孟子这番话，会觉得他说得相当尖锐，可谓振聋发聩。使人冒一身大汗。“王无罪岁”，方能引咎自责，并且以此为鉴，真正吸取教训。于是想到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不知是否发端于孟子的“王无罪岁”？
关于“问责”。
孟子与平陆地方官孔距心有一番对话。孟子说，你这里守城的士兵，“一日而三失伍（离岗）”是否会被开除？孔距心说，不要等到三次就得开除的。孟子说，你这里的老百姓，年老体弱奄奄一息的，年轻力壮四散逃难的，几乎已近千人呢。你的“失伍”也不少啊。孔距心大概也是“罪岁”而不“罪己”的，说是“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孟子打比方说：领受了他人的牛羊而为其放牧，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要不，就得把牛羊还给它们的主人，怎么能看着它们死去呢？孔距心因此说：“此则距心之罪也”。孟子又向齐宣王复述了他与孔距心的对话，齐宣王也说：“此则寡人之罪也。”
“问责”这个词汇，是这些年方才热门起来的。在你的辖区出了什么事，你都得承担一定的责任，该检查的检查，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孟子对孔距心以至于齐宣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按照孟子的意思。只要民生维艰，主政者都难辞其咎，与守城士兵的擅离职守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失职。不光士兵应当受到处罚，主政者更应当被追究责任。
关于“冷漠”。
这个隐含的话题。出自孟子与邹国的君主邹穆公的一番对话。邹穆公对孟子说：“（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百姓却没有为之献身的。若处罚他们，罚不了那么多；若不处罚，又恨他们见死不救，怎么办才好呢？”显然，邹穆公对百姓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对于他们的官吏的“冷漠”感到愤慨。孟子是用曾参的一句话来回答邹穆公的，叫做：“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也就是说，关键时刻百姓对官吏的这种“冷漠”，乃是平常时节官吏对百姓的“冷漠”酿成的。这是以“冷漠”回报“冷漠”。他举例说，荒年歉收，您的百姓忍饥挨饿。四处逃难。您的粮仓充溢，库房盈实，你的官吏没有将下情如实上报并及时赈灾，如此怠慢并残虐百姓，你让他们如何不“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呢？
听说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工人群众对于所谓“工人阶级政权”的危机，也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其原因大概与两千多年前孟子说的没有多少出入。古人说过的，洋人经历的，似乎都应为当今的执政者引以为戒。
仅从以上数例，已可知孟子言论之生猛鲜活，让他跻身于当代时评家之列，注定出类拔萃。这固然得益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之生命力以及孟子的敏锐与思辩的穿透力，还能使人由此窥见某种时弊与某种官场积习的坚挺，确切地说，是产生某种时弊与某种官场积习的土壤，在历经两千余年之后。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而这，恰恰正是让人感到悲哀的。
我还注意到，孟子的“时评”，都是与执政者面对面说的。而且都是直抒己见，没有隐晦曲折，躲躲闪闪。在听了孟子的“时评”之后，那些当权者——无论是梁惠王、邹穆公。还是齐宣王、滕文公，都没有认为这是孟子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以此观照某些现实，倒是令人不胜唏嘘了。
写在“官场”边上
重阳那天，随单位男女老少同往市郊。其中一个项目，便是游览并瞻仰×氏宗祠。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百家姓中的每一姓，几乎都是“故家大有闻人”，×氏自也不会例外，既有“三部尚书”，也有“一代帝师”。据说还有一副对联写着：子为天子门生，夫有门生天子。如此这般，“先前阔”是不必说了。而且，既是历史，也不妨聊备一格。
×氏宗祠欲将古今熔于一炉却又很难兼容的格调，则使我感到不伦不类。
祠堂正殿上并排挂着的匾额，不但有“一代帝师”、“三部尚书”。还有“人大主任”，将古代的现代的都压在同一平面上了。似有点“现代派”的气息：回头看到的，却是“财政厅长”、“司法厅长”与“兄弟厅长”的匾额，前两位分别管财政与管司法的厅长是新中国的，后两位互相为兄弟的厅长却是旧中国的，一概都称“荣任”，也可谓一视同仁，“国共合作”了。匾额上能让人一目了然的只是官衔，顶有这些官衔的人之大名并不引人注目——这倒是很像当今某些官员的名片——更不待说什么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建树了。
传统文化的“传承”，似乎不该是贯穿于不同“官衔”之间的那种唯官是荣的气味。
有一篇文章叙述中秋之前，一盒刚刚新鲜出炉的包装极其精美的月饼之悲惨经历：作为豪华礼品，它先被A送到B家，隔了几天被B送到C家，再隔几天被C送到D家，其后又由D送到A家……这是月饼“自述”，用的是第一人称，算是虚构，也可称为假托，凡食人间烟火之人大致都能窥见其艺术的真实。
说其真实，亦有往事可为佐证。好些年前，曾有领导在桌机关传达上级文件的干部会上情真意切地说，节日快到了，请大家不要给领导送礼。尤其不要送月饼。这位领导说到“尤其”二字之时，是突然提高了声调的，情绪也顿时亢奋起来。他说：有的月饼送来送去的，也不知道转送过多少次，都送得发霉长毛了。
我能理解这位领导为何突然提高声调而且顿时精神亢奋。我忖度。这位领导一定收到过这种包装极其精美却不知道已经被转送过多少次的长了毛的月饼。而且，当他看到那些已经长毛了的月饼之时一定相当恼火，以至时过境迁，余怒未息。
有领导作文，写到树与藤的关系。他是赞赏藤萝的，意思大概有两层，一是赞赏藤萝紧紧围绕大树，二是赞赏藤萝努力攀升向上。吟诗作文，讲究比兴。李东阳有言：“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麓堂诗活》）此文在“形容摹写”大树与藤萝之时，想必也是“有所寓托”的，“言有尽而意无穷”。
宋神宗曾向同修起居注的大臣问治乱之策。滕甫言及“朋党”，说这玩艺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与“乱”。宋神宗或许想起了唐代的裴度，说：“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滕甫便提出了他的“朋党”论：他是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滕甫所说“绸缪相附”的“蔓草”，类同上面说的“藤萝”。较之傲然于苍穹的“松柏”，需要依附于“大树”的“蔓草”，少了点独立的品格。
赞赏藤萝的领导，或许未曾想到过滕甫的“蔓草”与“松柏”之喻。
四
现已退休的《文汇报》杂文编辑朱大路近来常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杂文，刚看到一篇谈“笑”的，其中一节说及“某个新贪官的‘悔过书’，有许多段落，抄袭某个老贪官的‘悔过书’，造成句子大量重复”。他摘录了三个小节作比较，有的只是个别文字的更改，例如把“真的糊涂”改成“真是糊涂”，有的却是只字未改，于是感叹：
这世上，
“腐败”会蹈常袭故，步步跟进，连“悔过”也鹦鹉学舌，句句模仿，如此“悔过”，让人看不清“过”在哪里，“悔”在何处。
对于大路先生的“感叹”，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简言之，那新贪官其实未必就是“抄袭”或“模仿”了老贪官的。如今这个世道，不少东西都有现成的套子，论文有“制式”，报告有“模式”，说不准“悔过书”也有一定的“制式”或“模式”呢，只是没有公开而已。贪官们专在一个“贪”字之上，写“论文”作“报告”之类的事都由别人代劳了，知道写“悔过书”时不再有人代劳，平时留点小心眼。悄悄地背下几段制式“悔过书”以备不测，不也顺理成章？俗话说，学了羊癫疯，还能赖赖账呢！
顺便说说，大路先生那篇文章，叫做《写在“笑”的边上》，本文的标题，是从他那边“套”过来的。
责任编辑：卓慧